化解表演者與PA的對立——專訪環音李宥融與王小天
訪問、撰文：謝碩元 回答：李宥融、王小天 日期：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地點：環音專業燈光音響演出工程倉庫內
二〇一七年七月的愁城鬧事，本來只是要和「環音專業燈光音響演出工程」（以下簡稱環音）洽談硬體合作，卻因對方位於新莊的倉庫氛圍獨特，最後將活動直接辦在環音的倉庫內。合作過程中，環音的專業能力、對於場景的支持、樂於溝通的態度，以及工作人員皆為朋友而非傳統師徒制的上下從屬，都讓我們合作融洽，臭味相投。
當然，除了互動上的直觀感受外，環音本身制度也有獨到之處。他們在倉庫內搭起一間練團室，提供從旁協助調整音場的練團服務。愁城鬧事籌備期間，環音要求事先為我們上一堂音響工程的基礎課程。在我們上完課離開前，一批即將交由環音做場的高中生踏入練團室進行成發彩排，環音的工作人員一邊細心講解硬體與音場原理，一邊錄下他們彩排的現場，並且紀錄參數。上述服務對環音來說不過都是基本款。
本篇訪問環音負責人李宥融與王小天。李宥融在二〇一五年創辦環音，王小天於二〇一七年五月入股加入。這就來看看這兩位年紀輕輕、衝勁十足的傢伙有著什麼樣的來歷？對於音控專業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又如何看待音控與整場表演的關係？
（王小天（左）與李宥融。攝影：龐亮軒）
環音願意接下像愁城鬧事這種以商業標準來看並不討喜的場，讓我感到環音團隊相當喜歡愁城鬧事活動的氛圍。可否先請兩位自我介紹，談談各自如何進入音響工程產業的？
李宥融（簡稱李）：我在蠻小的時候就有非常強烈的自力更生念頭，想要證明自己可以靠音樂生存下來，而走音響工程是一條路。高中時，我在livehouse打工，大一時跟一個師傅做場，他就我這麼一個學徒，當時加上教吉他一個月有一萬多，算是勉強有達標。做一年多我又轉到另一間較大間的音響公司去打工；在這裡，相對於硬體，我同時也著重發展業務的工作（較具規模之音響公司內負責接case的職位，也需要有音控知識）。
二〇一四年的大二上學期，修了輔大社會系與心理系的課，他們反思性的教學幫助我重新認識自己。我開始思考，大學必須再待兩年才能畢業，這兩年換算成產業的工作資歷，其實會相差非常多。相對地，大學環境會讓人過得太安逸。這社會賦予大學生的一個特性就是不必負責任，想清楚後我便辦了休學，全部投入音響工程產業。
王小天（簡稱王）：一開始只覺得當PA很帥，但實際下來做了，發覺並不如此（笑）。好啦，其實起初是二〇〇九年幫忙新莊Holyland音樂工作室辦在二重疏洪道的「珍愛永恆」音樂會處理硬體，算是第一次做場並產生了興趣，之後靠著看書、看youtube自學，同時還跟幾間廠商兼職做場練習實務操作。當兵前，我在巨獸搖滾第二屆控場時，被Revolver注意到，被找去他們那邊控場（李：Revolver第一位華人PA！）。二〇一三年退伍後，我到李宥融先前打工的那間大公司，一待就是三年半。
為什麼想要跳出來創辦環音呢？
李：在這個產業待久了，有些現象慢慢會讓自己產生反思。比如說，某次我跟第一個師傅做場時，我喇叭線已經拉完，但又不能夠讓自己閒著，我有技術上的把握，去做樂器收音，於是上台處理，師傅卻大罵我：「你幹嘛一直去碰樂器！」（問：這有什麼不對？）我也不知道。總之，面對師傅的權威和情緒變化是很正常的事。這樣的經驗不只一次，偶爾會讓我難過到哭。又比如說，產業內工作並不會有太多保障，甚至可說是壓榨。公司基本上還是在玩節省成本的遊戲，同時伴隨（師徒制下要求）服從而來的，是員工沒有太多與公司協商的空間。
二〇一五年離開公司前，因為本身有帶熱音社，並在樹林一帶租了間非常陽春的練團室，讓附近的高中生可以練團。我轉念一想：都有簡單設備了，也有做業務累積的人脈，何不乾脆自己賭一道，出來做做看呢？於是我籌了二十萬的資本額添購設備，開始自己出來做場。
王：我在大公司待了三年半，慢慢混出一定位置，但是即便做了這麼久，一個月做到二五〇~三〇〇小時，拚死拚活薪水卻仍然只比保全或加油站多一些。都二十六歲了，卻連家庭都不一定顧得好。另外，我平常花非常多時間自我學習，也不是一個吝於分享知識的人，但在大公司內，卻不是每個人都有成長的動力。整個低氣壓氛圍不只會摧毀一個人，也會摧毀整個產業。二〇一七年，我看到宥融搞環音搞得很有衝勁，也能帶給人正能量，便覺得這家公司是值得投入的。我不希望耽誤我對未來的展望。
李：過去公司只有我一人，初期只能用大量接場來換取收入，此外我要處理接單、人事、記帳、硬體等所有大小瑣事，搞到顏面神經失調、眼睛亂跳。小天進來後分擔了很多工作。
王：但是我很感謝前公司師傅們的教導，他們知道我的自尊心很強，常常用提點的方式對待我。工程方面的小細節、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面，有一位師父特別照顧我。另一名做業務的師傅，也給我蠻大的揮灑空間。
傳統音響工程產業內的上對下關係，感覺讓人非常難以呼吸，但環音沒有讓我有這種感覺，工作人員之間都像朋友，請問環音是否在制度設計上有所不同？
李：有。我們將工作分成燈控、音控和舞台三項，有多少能力就領多少錢。如果三項條件都具備就可以領到最高薪，目前只有廢埕樂團的朱宸一人達標。這些制度也並不是由我來訂，而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有什麼不公平要出來講或出來罵都可以，為了就是不希望任何一個人承擔過多的loading。像這次之所以要接愁城鬧事，就是因為大家覺得應該要好好感受活動氛圍，以及認識更多朋友，軟硬體要怎麼規劃，也都開放互相討論。
我在旁邊的白板上看到滿滿的數學公式，看起來是在為音場做計算，這樣的工作你們平常就在進行嗎？這在音響工程產業內常見嗎？
王：其實這是為了分析愁城鬧事在鐵皮工廠內的音場狀況，特別計算的，但我們確實把運用理論的數學計算看得非常重要，平常也時常在鑽研。產業整體來講，大家普遍都是在學徒制的實務操作中磨出來的經驗派，有些資深的前輩摸了很久，自然有他的一套做法，靠著豐富的「經驗」把音場完成。聲學理論在歐美是一門專業，但在台灣只有少少幾本翻譯書可以看，大家也不見得會讀。
李：厲害的人應該是經驗與理論並進，單靠經驗容易變成主觀意見，使討論沒有依據。比方說：我們可以用經驗判斷，我們倉庫的鐵皮牆和挑高的天花板高度會導致音場不好，但到底為什麼這樣的空間會導致音場不好、又該怎麼做出調整，怎麼選出適合這種場地的設備，都需要深入的理論探討。可能有很多同業會問，你買那麼好的喇叭給學生糟蹋幹嘛？你寫那麼長的文章探討理論，但是你賺的的錢有我多嗎？（註一）有些人也會說你寫的東西都看不懂，但我不是故意吊書袋，而是要讓大家知道音響工程沒有那麼簡單，它可以從術語與數學中提供一種力量感。
靠經驗還造成另一個問題，面對客戶時，老一輩的人常常靠經驗胡謅，而不是用技術或理論去嘗試溝通，而客戶也不一定能分出差異在哪。環音還沒進入穩定的草創期，某一場熱音社表演，我的擴大機有問題，只好臨時改用他們禮堂內原有的，結果導致系統一直爆音，我心裡感覺在欺騙別人獲取利益，但學生沒發現還非常開心。這樣你就可以了解靠嘴巴可以彌補多少技術上的問題。
與環音的合作過程中，可以讓我感受到你們在專業溝通上的熱誠。對環音而言，你們心中有無對所謂「好音場」的定義？而一個好的音場又該如何被建立呢？
李：這可能是一個不同人有不同期待的問題。我們可以分成音樂工作者、主辦單位與觀眾三者來談。音樂工作者當然對聲音最為敏感，因此我們需首先確保聲音的品質，讓他們可以在舞台上得以投入。但同時必須要說，音場的好壞也主要取決於音樂source本身（註二）。台灣普遍覺得音場不好是PA的問題而導致兩邊的互相對立，這並不是個好現象。至於該如何做到聲音的平均化與系統的完整，只是音響工程的基本要求。
說老實話，音場跟死忠的樂迷其實沒什麼關係，他們不一定能區分音場的好壞。問題或許仍然得回到我們如何符合主辦方的期待。活動是什麼性質、預算多少、是SKII的發表會，還是聲音細膩的現場演出？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事。怎麼事先理解主辦方與觀眾，這或許已經超越音場本身了。
但是就我自己樂團的演出經驗來說，我在兩場自認為演出水準一致、觀眾組成也差不多的表演中，感到反應與評價的極大落差，其中較差的那場，我在看別團演出時就知道這天音場不太好。雖然音場不好可能只是一個原因，但我認為觀眾的耳朵也是敏銳的，音場好壞也會影響他們的投入程度。
李：或許我脫離音樂表演者的身分太久了，沒辦法在舞台上感受聲音對觀眾的影響，你說的這點我認同。
前面提到音樂工作者和PA的對立，你認為有什麼辦法可以消解嗎？
李：長期以來這兩方的對立是出自彼此不溝通，互相推託責任，一些師傅邊控邊取笑演出者彈得很爛的場也是有。然而，不是為自己說話，source對於音場好壞，確實佔較大比重。樂團自己也該承擔責任。我在環音弄提供現場音場調整服務的練團室，就是想化解這個對立，你把表演做好，我傳遞音場的知識，透過互相瞭解來累積信任。
環音接下來想要找樂團做專場合作，從器材選用到各種技術都做支援，即使一開始樂團開的預算比較低，我們也會想試著接，這也是依循此理念所想跨出的下一步。
音響公司自己開練團室，同時提供調整音場的服務，據我了解並不常見。能否說說為何想這樣做？
李：創辦環音前，我幫自己學生弄的練團室是免費的，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他們一定要定期在練團室門口表演。表演對樂團來說，是個重要的練習，而我則是把場地與設備狀況都處理好。這個概念是環音的雛形，現在的練團室是它的延續。
註一：環音在愁城鬧事後，特別撰寫、分析當天聲音工程的的理論性文章〈愁城鬧事聲學架構〉，此文發表於李宥融的個人臉書，參見：https://goo.gl/kMBthG。
註二：一般翻作音源，此處特指從表演者端生產出的聲音，品質取決於表演者本身的技巧與音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