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記印尼大屠殺（中）
作者：Alex De Jong／社會主義期刊《Grenzeloos》編輯
【前言】本週六（12/1），愁城將放映「Sampun Kesupen」這部訪問印尼九三〇事件政治受難者的紀錄片。雖然至今九三〇運動的真相仍為完全被揭露，但是一般認為蘇哈托新秩序政權自那時開始對共產黨員及支持者們進行大規模肅清，除了死亡人數眾多，對於印尼政治與社會的影響至今仍然可見。活動前夕，愁城特別刊登此文，對於九三〇事件前後歷史細節有興趣的朋友們，不妨可以抽空閱讀。本文作者Alex De Jong是一位荷蘭社運人士，也是社會主義期刊《Grenzeloos》編輯。除了九三〇事件之外，他也回顧了1965年大屠殺之前的歷史背景、新秩序政權如何利用這段歷史壓制社會異議，以及官方論述對於印尼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
原文標題"Indonesia: Remembering mass-murder"，刊載於「International Viewpoint」網站；中文翻譯原見於「十月評論」網站，為了方便閱讀，愁城稍作編輯與校正後，並將文章分（上）、（中）、（下）三篇刊載。
殺戮場
對蘇哈托效忠的部隊重新控制了雅加達，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隨即展開。軍方報紙想出牽強附會的縮寫「Gestapu」（Gerakan Tiga Puluh September，即九三〇運動）來稱呼九三〇運動，以便讓人聯想到納粹的秘密警察（Gestapo，蓋世太保）。同時，該運動被呈現為共產黨人的爪牙，試圖在一場中國支援的政變中攫取權力。
宣傳活動並不侷限於對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譴責，黨的所有支持者也被指控涉入一個邪惡的陰謀裡。根據軍方的宣傳，印共的目標是攫取一切權力，建立一個無神論的、邪惡的獨裁統治。故事還謠傳說，共產黨制定範圍廣大的死亡名單、準備了坑洞要傾倒屍體，並且計劃拷打被逮捕者。
將共產黨人描繪為對父權與宗教這兩個權威支柱的威脅，軍隊獲得了支持。印尼婦女運動（Gerwani）是與印共結盟的婦女組織，對於她們的描述尤其荒唐。印尼婦女運動成員遭指稱在被俘官員的面前裸體跳舞，接著閹割這些官員並丟入坑裏。據說印尼婦女運動成員與印共成員狂歡。這種虛構故事顯然是一種影射，用來動員男人對所謂的共產黨人進行獵巫。同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無神論性質也被強調，暗指共產黨人對於宗教是一種威脅——無視許多共產黨人實際上是宗教信徒，該黨甚至引用伊斯蘭教教義的解釋，以吸引人們支持它的事業。
軍隊明確表示必須以暴力剷除共產黨的威脅。10月8日的軍報《武裝部隊》（Angkatan Bersendjata）宣佈：「以牙還牙」。納蘇蒂安將軍本人將在對抗印共的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在一個向反印共的學生所作的講演中，他宣佈印共已經「叛國」，必須被「消滅」。印共支持者必須被「立即粉碎」。對印共的滅絕過程不斷升級。首先是行政措施，禁止印共及相關組織、停止印共的代表資格，並且清除政府部門內的共產黨人。官方新聞機構安塔拉（Antara）被懷疑「支持共產主義」，因此被軍方控制，並有數十名記者遭逮捕。這些行政措施，為大規模暴力騰出場地。
亞尼死後，軍隊的指揮權就落到蘇哈托將軍的手中，即便蘇卡諾任命普拉諾托（Pranoto）少將擔任新的陸軍首長，蘇哈托仍有效掌握實權。危機期間，蘇哈托與蘇卡諾會談五小時後，獲得「恢復安全和秩序的」的責任。兩星期後，蘇哈托正式控制軍隊，之後並登上國家元首的寶座。
打從一開始，軍隊就掩蓋行事的蹤跡，導致後代難以追查誰該負起怎麼樣的責任，或是事件的前因後果。即使軍隊報紙和官員號召「粉碎」印共，軍隊內部的指示都是透過非正式的方式傳達。許多屠殺都是由平民施行，背後則有軍方的組織與鼓動。這個階段的大規模屠殺始於政變後一週；10月8日，由反印共的伊斯蘭團體為主的群眾，放火燒了印共位於雅加達的總部。陸軍特種部隊提供武器並訓練反共青年團體。軍隊和青年團體合作，利用在遭破壞的印共辦公室內取得的名單，追蹤印共黨員。十月底，撒沃·厄德熙（Sarwo Edhie）中將對聯合安全工作人員發表談話，強調通過手冊與「傳播資訊」進行「心戰」的重要性。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軍隊「鼓勵反共平民協助工作」，並且形容如何訓練右翼團體，「派遣他們去殺害共產黨人」。軍隊利用市民團體與間接命令，並且注意到蘇卡諾仍然支持印共，許多民眾也依然同情這個（蘇卡諾－印共）結盟。從政變未遂到第一波殺人潮之間，軍方採取行政措施削弱共產黨集團的組織結構，並將軍隊的影響力拓展至媒體，傳播反印共的宣傳。只有在這之後，屠殺才開始了。例如在峇里島，「帶著死亡名單抵達的部隊」扮演「推動屠殺的關鍵作用」。
殺戮的高峰發生在1965年12月，即政變未遂後的兩個月，規模逐漸縮小，直至1966年3月。死亡人數仍是未知數：保守估計最少達50萬人；其他估計則達1百至2百萬人。有計劃、系統性的大規模屠殺，並不意味其他自發性的動機並不存在。相當數量的華人淪為犧牲者，因為他們被視為外國人，或是一如他們在其他東南亞國家那樣，涉及貿易剝削。狂熱的穆斯林與基督徒，將印共支持者視為「神的敵人」並且攻擊他們。但是這些宗教與種族衝突是政治清洗的副作用。大屠殺是軍隊對政治對手發動的攻擊：在印共已經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其他攻擊動機就肆無忌憚了。經得起考驗的觀點是：並沒有太多證據證明在搶劫或私人恩怨中遭殺害，大多數兇手的殺人動機確實是「殺害共產黨人。」
然而，大規模的殺戮，對「政治肅清」的理論提出了一個質問。在其他軍事獨裁掌權、嚴打強大左翼運動的國家，被殺害的人數遠遠少上許多。皮諾契特（Pinochet）獨裁統治期間，數千人被殺死，遭阿根廷軍政府殺害的人數則高達3萬人，即便考量印尼範圍廣大，這仍是50至1百萬的區別。為了解釋屠殺規模，必須置身於當時情境思考肅清。左翼運動越深入，用來粉碎它的暴力就越激烈。印尼再也看不到對拉美軍政府帶來極大麻煩的抵抗，其左翼也無法恢復至拉美一般的規模。從這個角度來看，蘇哈托與同伴們比拉美獨裁更有效率。
受害者人數越多，肇事者人數勢必也越高。考量到殺戮發生的時間如此之短，而且許多人是被粗糙的武器與工具殺死的，那麼肇事者人數必定很多——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估計，（人數）必達數萬。這些人的動機為何？軍隊不可能直接組織所有人，必然涉及某個「由下至上」的重要動機。
外國列強的作用
破壞「共產主義陣營」以外的最大的共產黨是西方政界積極歡迎的。美國國務院負責印尼情報的職員霍華德·費德斯佩爾（Howard Federspiel）回顧大屠殺時，指出「只要他們是共產黨人，就沒有人關心他們是被屠殺。」事實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鼓勵創造導致暴力衝突的條件。這種干預也不是新事。茉莉芬事件後，蘇卡諾本人幾乎粉碎印共，這個事實是美國第一個支持他反對荷蘭的重要原因。當蘇卡諾漸趨基進時，他們變轉而反對他。
起初，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實施了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鼓勵軍隊在印尼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在制衡印共方面起到更大作用。1964年中，美國進一步積極嘗試挑起軍隊和印共之間的衝突。美國官員意識到蘇卡諾不會放棄與印共結盟，他的聲望讓軍事政變這樣的軍事行動看起來非常冒險。但是一個支持印共的失敗政變，將是完美的藉口。美國不是唯一試圖挑起印尼危機的國家：更早以前英國便已採取政策，要在可能的情況下，挑起一場「導致長期內戰或無政府狀態的權力鬥爭」。
儘管如此，1965年底發生的事件讓西方情報機構感到驚訝。沒有真正的證據支持所謂「九三〇運動是美國中情局與蘇哈托設下的陷阱」的理論。但是，像美國助理國務卿喬治·鮑爾（George Ball）之流立即意識到「如果軍隊開始行動，將能將印共自地表上抹去，否則他們可能不會再有另一個機會了。」在這點上，西方各國政府最擔心的是軍隊的行動不夠迅速，即便軍隊開始行動，它也可能無法消滅印共的社會基礎，讓左派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性。美國、英國與澳洲迅速為軍隊提供反印共的宣傳服務。
當軍隊已經開始大屠殺的事態明朗之後，美國大使館開始討論向蘇哈托與其同夥提供物資援助。當令人毛骨悚然的報告大量湧入時，他們仍然擔心屠殺的人數不夠多。在印尼以外，西方對大屠殺的官方反應大多是沉默。數量有限但是政治意義上重要的援助，例如提供小型武器與現金給軍官們，給了將軍們一個信號：他們可以依靠西方的支援。美國官員將數千名印共領導幹部的名單交給印尼軍隊，後者利用這些名單追查印共成員，並將他們逮捕及殺害。由於印共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衝突中，越來越傾向中國，蘇聯知會將軍們「如果要在印共和除去印共之間作選擇，蘇聯將選擇後者」。對西方強權而言，摧毀印共對於確保該國被整合至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是必要的。他們也成功了：蘇哈托時期，印尼恪遵西方批准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