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記印尼大屠殺（下）
作者：Alex De Jong／社會主義期刊《Grenzeloos》編輯
【前言】本週六（12/1），愁城將放映「Sampun Kesupen」這部訪問印尼九三〇事件政治受難者的紀錄片。雖然至今九三〇運動的真相仍為完全被揭露，但是一般認為蘇哈托新秩序政權自那時開始對共產黨員及支持者們進行大規模肅清，除了死亡人數眾多，對於印尼政治與社會的影響至今仍然可見。活動前夕，愁城特別刊登此文，對於九三〇事件前後歷史細節有興趣的朋友們，不妨可以抽空閱讀。本文作者Alex De Jong是一位荷蘭社運人士，也是社會主義期刊《Grenzeloos》編輯。除了九三〇事件之外，他也回顧了1965年大屠殺之前的歷史背景、新秩序政權如何利用這段歷史壓制社會異議，以及官方論述對於印尼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
原文標題"Indonesia: Remembering mass-murder"，刊載於「International Viewpoint」網站；中文翻譯原見於「十月評論」網站，為了方便閱讀，愁城稍作編輯與校正後，並將文章分（上）、（中）、（下）三篇刊載。
改寫歷史
評價1965年大屠殺與制定替代新秩序的敘事的問題之一在於，這個（新秩序）的敘事本身就是矛盾的。當然，政權無法承認這是一個大規模流血事件的結果。同時，這個論述對於政權而言仍有用處，它提醒著所有想要建立反對勢力的人們，這個政權什麼都做得出來。該事件的官方版本很簡單：這是計畫奪權並建立獨裁政權的印共的行動開端。軍方宣稱，是因為它們行動迅速，才「挽救了國家」。這樣的歷史解釋不斷在教科書、紀念碑、每年紀念將領死亡的電影中重複。1965的官方與半官方紀錄，例如「印尼民族史」和所謂的1965年「白皮書」，無視九三〇運動暴力之後的殺戮行為。官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名字是諾托蘇散托（Nugroho Notosusanto），他曾是陸軍歷史中心（Pusat Sejarah Abri）的主任，並在1980年代成為教育和文化部部長。以他編輯的「印尼民族史」為基礎的學校課本是如此反智、其反共立場是如此明顯，以至於滋長了印尼學生對於任何歷史的不信任感。對於政權而言，（人民對於這段歷史的）冷漠與犬儒就夠了，人們無須熱烈支持它們的史觀。
官方歷史將軍隊置於對抗印尼民族敵人的悠久傳統的中心。荷蘭殖民主義當然是其中之一，但是「共產主義」也變成了敵人。茉莉芬事件被形容是對於反荷蘭殖民鬥爭的背叛，當然九三〇運動則是另一個「叛國」的案例。印共和其他左翼團體在印尼獨立運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就這樣被掩埋了。
這並不意味著對1965年大規模屠殺的記憶被抹殺了。相反地，關於屠殺記憶了淪落至謠言的領域。其結果是政權無須為大屠殺負起責任，還能受惠於恐懼的餘波。在沒有發生過殺戮的地方卻流傳著可怕的流血故事，使人們更加混亂。
一個被稱為「鱷魚坑」的（Lubang Buaya）國家紀念碑豎立在將領屍體被丟棄的現場。它有6個各自獨立的雕像。指揮官亞尼站在中間，用手指著坑，彷彿提醒觀眾發生了什麼。印尼的民族象徵——巨大的神鷹（Garuda）盤旋在軍官上頭，代表將領們與（印尼）民族之間的關聯性。一個青銅橫幅展示了關於綁架、謀殺與軍隊崇高角色的官方敘事。軍隊介入前充滿混亂與謀殺，干預後則恢復了秩序。被軍隊保護的國家和平發展，婦女再度成為賢慧的母親。在附近的一個博物館，立體透視模型重複了官方故事，包括可怕的酷刑。像是亞尼的汽車與綁匪使用的卡車等等的複製品，強化了現場的真實性。
對於新秩序政權而言，1965年不僅僅是它的誕生時刻：當它必須處理反對派時，就調用「共產主義威脅」作為鎮壓的理由，以及延續新秩序的依據。矛盾的是，這意味著這個最反共的政權永遠不可能宣佈對其可恨敵人的最終勝利。印尼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幽靈未曾離開的國家，1990年代初蘇聯集團在全球崩潰後亦然。威脅持續被調用。1965年後印共變得非常虛弱，領導階層消失與蘇卡諾垮台，讓黨員與支持者們失去了政治方向。蘇卡諾統治的突然崩潰，讓印共的整體路線遭貶謫。印共是一個為了在印尼政府的規定內從事宣鼓工作而建立的組織，因此沒有準備好進行地下抵抗。新秩序期間，仍有一些地下活動持續進行，但是組織各種抵抗的嘗試既少且弱。1965年後，軍隊反共行動不是為了平定叛亂，而是追捕失敗運動的倖存者。
對於軍隊而言，誇大印共的能力，並且宣稱目前仍與共產主義的威脅戰鬥，符合它們的利益，儘管這個共產主義，確實已經成了幽靈。軍隊決定共產黨敵人的樣貌。這讓它們可以指責最不喜歡的候選人是「共產黨人」——這已經近乎「死亡威脅」。共產主義對於「國家安全」的持續威脅，對於軍隊奉行的「雙重職能」（dwifungsi）——政治與國家安全，扮演了重要角色。1978年，軍方成立國防研究所（Lembaga Pertahaan Nasional-Lemhannas）後，對於國家安全的持續威脅被正式確立了。這個「軍事教育研究所」設立了名為全國警戒進修班（Penataran Kewaspadaan Nasional-Tarpadnas）的課程，目的是教導官員與平民關於國家安全威脅的知識。某方面而言，「進修課程」回應了學生對於蘇哈托政權的抗議。一份1979年的課程檔案顯示，「新左派」已經循著印共的腳步，組織共產黨活動，目前正在動員學生與知識份子。根據國防研究所的說法，1965年後，印共成立了「無形的組織」（organisasi tak terbentuk），是由一群試圖滲透至合法機構的成員組成。
蘇哈托政權對印尼社會展開了深層的社會與政治重塑。政治體制呈現一個三角形狀，執政的集團黨（Golkar）穩固地位於頂端；1964年軍方創立該黨作為反共產主義集團的傘狀組織。下面僅有其他兩個合法政黨，所有黨派都被迫與這兩黨合併：分別是「伊斯蘭」的與「世俗的」（政黨）。即便在蘇卡諾「指導性民主」日益專橫的統治期間，政治辯論也相對自由，印尼社會經常發生大規模政治動員。蘇哈托政權則完全相反。新秩序政治制度的設計者穆托波（Ali Murtopo）將軍在其著作「加速現代化發展的25年」中，概述其原則。他如此形容蘇卡諾時代：「群眾，特別是在鄉村的那些人，總是政黨政治和意識形態利益的犧牲品」，在這些政黨的帶領下，人民「忽略日常生活、發展與改善自己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相反地，新秩序遵循「去政治化」的政策，即將「解放受政治操縱的人」，這樣人民就會「全心全意努力發展」。
這總結了新秩序意識形態的鮮明特性：以根深柢固的菁英主義態度對待下層階級，並且迷信「發展」。在鄉村的民眾中，蘇卡諾與印共的支持者最多。在將領們的眼中，他們則落後且缺乏發展。
他們不應捲入政治，而應努力「發展」國家。這樣的家父長制菁英主義，將人口中最大一部分的群眾排除在政治活動之外，隨時提醒人們政治激烈兩極化的危險，以及「人們瘋狂時」曾經發生的事，這些叮嚀合理化了菁英主義。
這些想法並非毫無來由：像將領們那樣受過教育的都市人對於鄉民的偏見也並非新鮮事。對於政治混亂的抱怨也是如此：蘇卡諾本人為「指導性民主」期間對於民主的限制做出辯護，宣稱政治分歧正席捲全國。軍隊的民族主義論調直接排除敵人於國家之外，這也是老調了。印共已經淡化印尼內部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原因是這樣的政策與蘇卡諾強調的國家統一產生矛盾。
蘇哈托將自己命名為「發展之父」：對於那些從中獲利者，經濟發展往往是接受軍人壟斷政治權利、蘇哈托濫用權力與特權的充分理由。即使是曾支持蘇哈托政變的伊斯蘭團體也被迫繳械，遠離政治，從新秩序政權確定成型的1975年至垮台的1998年，數十年間的主流論述是持續上升的普遍繁榮，為了這個繁榮，應該接受軍隊對國家的控制與鎮壓異議的行為。蘇哈托統治期間，估計有超過2千本書遭禁，它們的大多數與「1965」有關。印尼的民族主義從蘇卡諾「反帝國主義」、強調第三世界多元性，轉變為一個注重全國合作發展的民族主義。
一個新的敘事？
1998年蘇哈托的垮臺和印尼改革（「Reformasi」）的嘗試，對於印尼給予「1965」另一種詮釋的能力有極大助益。但是，在歷史的撰寫過程中，要為印尼左派「平反昭雪」，仍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政權已經垮臺數年，但是新秩序的眾多支持者仍然掌權。經過30多年持續重複，新秩序版本的歷史觀已經根深蒂固。「新秩序即社會秩序」的價值觀孕育一代又一代的菁英。雖然新秩序政權無可爭辯的領袖是蘇哈托，但是背後有一個利益結盟的支持。蘇哈托本人垮台、正式恢復民主制後，這些人只是將自己重塑成「改革者」和「民主派」。前新秩序的支持者們利用更流行語語彙，仍然主導著印尼的「民主」機構。
1999年10月20日至2001年7月23日，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為期21個月的總統任期，是一個具啟發性的例子。雖然他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的主席，但瓦希德本人是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者，也是第一個為殺戮道歉的全國性政治人物，儘管伊斯蘭教士聯合會是一個穆斯林宗教組織，其青年支派Anser在1965年的殺戮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改革印尼國家的企圖，不斷遭遇新秩序餘孽的阻撓。他嘗試正式解除1966年起對共產主義的禁令，這是他最具爭議的行動之一：它遭遇敵意後最終失敗。軍事與政治敵人的結盟剝奪了他的權力。
不願面對過去不只是數十年來思想教育的結果。許多平民也是1965年大屠殺的參與者。對於1965年的重新檢視，將會引發焦慮甚至是罪惡感。還有恐懼：在新秩序的宣傳下，據說存活下來的共產黨或是他們的後代總有一天會報仇。
於是，正統民族主義的歷史學派在後改革時代仍占主導地位。「國家歷史」的作家拒絕面對1998年後，更加自由的媒體的揭露。1999年年底，教育部發行教師指南，處理「官方」歷史和「媒體」記錄之間的不一致。該指南是由諾托蘇散托的一個前門生編纂。它的理由是：「不確定性」將對「民族團結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有哪個團體有興趣重寫歷史，必定是受害者們與追隨其腳步的左翼。必須留意的是，新秩序政權垮台是社會動盪與極為尖銳的亞洲經濟危機兩者結合的結果。零星的反對運動本身無法對蘇哈托提出真正的挑戰。改革期間，左翼的領導力量是人民民主黨（PRD），但是其活動成員從未超過數百人。儘管如此，它仍經常被視為印共的新化身而遭受襲擊。即便蘇哈托垮台後，人民民主黨（PRD）領導人仍遭逮捕、酷刑。回溯革命社會主義領袖陳麻六甲（Tan Malaka）幾乎傳奇的人生，印尼仍能了解左翼歷史寫作的傳統。但印尼的左翼運動脆弱，迄今未能真正挑戰新秩序的正統性。然而，改革開啟的空間，讓數十本有關1965年的書籍得以出現，其中許多著作批判了新秩序的觀點。對於新秩序歷史的批評與復興印尼左翼的嘗試，不只是侷限於書本，還延伸至期刊、展覽與紀錄片。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小說家托爾（Pramoedya Ananta Toer）。1965年前，他已經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因身為與共產黨結盟的人民文化機構（Lekra）成員而被捕，在他14年的監禁期間，仍艱苦卓絕地寫作。他的作品大部分與歷史有關，展示「老百姓」在歷史創造中扮演的角色——直接抵觸新秩序的精英主義。從監獄釋放後，托爾同另外兩名前政治犯，創立了米特拉出版社（Hasta Mitra）。前政治犯在印尼仍是賤民：他們的護照載明前囚犯的身份，更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儘管如此，出身「蘇卡諾主義」左翼的普拉莫底亞，拉赫曼與（Hasyim Rachman）埃薩克（ Joesoef Isak），無視對於出版前政治犯作品的禁令，其中也包括托爾的小說。米特拉出版的作品在提出正典之外的另類觀點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倖存的印共成員與支持者們撰寫的自傳顯示：即使在新秩序的影響力強大時，另類論述仍然存在——儘管數量稀少。但是這樣的回憶本身也有問題。因為許多回憶是在事件發生後數年、甚至數十年後書寫。因此，它們更多是人們對於改革之後感覺的評價，而不是他們如何經歷1965年及其創傷的。政治並不局限於國家與國家認可的歷史的宏觀水準。這些文章是對新秩序話論述的挑戰，但是是在一個印共被妖魔化以及反共產主義思潮很強烈的語境中寫成。這使得它們的作家採取防守姿態，拒絕說明1965年前印共與夥伴參與鎮壓與恐嚇政治對手的情況。印共活動被呈現為合法的，並且支持合法總統蘇卡諾。
這種防禦姿態掩蓋了印尼的矛盾，而這些矛盾能夠解釋「1965」。挽回印共的願望也導致了否認共產黨參與了或支持過九三〇運動的任何可能性。取而代之的說法是把蘇哈托描寫為邪惡的主謀，陰謀策劃了整個事件過程。就像新秩序編織的故事那樣，政治上，這是一個有用的神話，卻也神秘化了在那些悲慘日子裡發生的事。
1999年，記者們策劃了一個名為「日惹－梭羅攝影記者呈現的三個秩序展」，展出記者與學運份子的照片。三個秩序，指的是蘇卡諾的舊秩序，蘇哈托的新秩序與改革時代。最引人注意的一張照片是殺戮開始前夕拍攝的。它描述了日惹某個印共集會中的一群年輕人。看不清演說者是誰，只看得到一群聽眾，看上去相當放鬆，甚至快樂。照片的中心是一位年輕女子看著鏡頭；她在微笑，似乎充滿活力。正如一位作家所描述的那樣：「這張照片中，沒有什麼邪惡的東西，沒有什麼符合新秩序政權持續描繪的共產黨邪惡形象。」
對於照片的反應是後改革時代對1965年的寫照。參觀者對照片中的人們感到同情，「邪惡共產黨」已經再次成為人類了。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同情建基於否定受難者的部分認同：被描繪的理想主義青年「並不真正知道」印共的計畫、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的思想如此禁忌，以至於他們既「像我們一樣」、同時卻又是共產黨人的概念難以被接受。承認1965年受害者的人性無疑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以人類悲劇的方式記憶它並沒有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對於印尼社會而言，得從心底接受它的過去，對於受害人生命與死亡至關重要的政治信仰，也必須得到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