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記印尼大屠殺（上）
作者：Alex De Jong／社會主義期刊《Grenzeloos》編輯
【前言】本週六（12/1），愁城將放映「Sampun Kesupen」這部訪問印尼九三〇事件政治受難者的紀錄片。雖然至今九三〇運動的真相仍為完全被揭露，但是一般認為蘇哈托新秩序政權自那時開始對共產黨員及支持者們進行大規模肅清，除了死亡人數眾多，對於印尼政治與社會的影響至今仍然可見。活動前夕，愁城特別刊登此文，對於九三〇事件前後歷史細節有興趣的朋友們，不妨可以抽空閱讀。本文作者Alex De Jong是一位荷蘭社運人士，也是社會主義期刊《Grenzeloos》編輯。除了九三〇事件之外，他也回顧了1965年大屠殺之前的歷史背景、新秩序政權如何利用這段歷史壓制社會異議，以及官方論述對於印尼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
原文標題"Indonesia: Remembering mass-murder"，刊載於「International Viewpoint」網站；中文翻譯原見於「十月評論」網站，為了方便閱讀，愁城稍作編輯與校正後，並將文章分（上）、（中）、（下）三篇刊載。
1960年代是一個全球動盪和變化的時期。在世界許多地方，那十年留下的記憶常常是繁榮和希望的時代，而印尼卻被激烈的暴力浪潮分裂成兩半。大約45年前，20世紀的巨大罪行之一發生了：從1965年10月初至1966年3月，經過一次親共黨軍官的未遂政變後，印尼見證了歷史上最血腥的屠殺。 其主要形式是一個反共大屠殺，目標不僅是印共（Partai Kommunis Indonesia，堅稱PKI）領導人及其相關組織，而且還有他們的普通成員。成千上萬的人們死於有目標、系統性的屠殺。 屠殺的結果是建立了蘇哈托新秩序（Orde Baru）的獨裁統治。「1965」成為蘇哈托政權得以創建的奇跡。對它的記憶，一方面被壓制，同時也被利用、塑造成形和否認：「不要談論殺戮」，「那些殺戮是一個群眾歇斯底里的時期」，「社會瘋狂」，「屠殺是因為共產黨人鬥爭而引起的」，「不要支持共產主義，牢記他們如何在1965年時殺死那些人」 —— 「不要支持共產主義，記住我們粉碎了印共」則在人們耳邊低吟。 1965年前：危機中的社會 60年代初期，印尼是一個動盪的社會：政治，社會和經濟上都在動盪。印尼國家那時剛滿15歲。經歷4年反對荷蘭殖民勢力的游擊戰爭並贏得獨立後，印尼於1945年8月17日正式建國。在戰後期間，政治是許多印尼人生活中的一項重大議題。1955年首次大選的投票率驚人，幾乎達到100%。印尼的政治勢力多元且積極，各種政黨和附屬組織遍佈整個社會：從信貸公司到祈禱團體，從農民工會到象棋俱樂部。一個政治中心和相關組織的結幫形成了族群黨派（aliran）。族群黨派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不僅僅是在選舉時活躍的競選組織，而且還構築了其支持者全年的生活。正如印尼專家馬克斯·蘭（Max Lane）在他的著作《未完成的國家：蘇哈托前後的印尼》裡所寫的那樣：一個人所歸屬的族群黨派，往往是「個人的首要身份」。 （當時）印尼共產黨是最大的黨派。它成立於1920年，是蘇聯以外，歷史最悠久的共產黨之一。1927年一場失敗的起義後，它遭到荷蘭殖民當局的鎮壓，在日軍佔領結束之際才又重新組織起來。1947年，印共驚險逃脫印尼新政府的徹底摧毀（發生在所謂的「茉莉芬（Madiun）事件」之後，被認為是一場親印共民兵的反叛）後，印共採用和平、體制的權力建構策略，獲得很大的支持與影響力。印共總書記艾地（D. N. Aidit）制定了一個理論，認為印尼國家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民族主義總統蘇卡諾代表的進步、「支持人民」面向，另一個則是反動、「反人民」的面向。共產黨人的任務是支持並加強國家的進步面向。該理論同列寧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和馬克思關於國家的階級基礎理論相矛盾，但是印共的驚人成長，似乎支持了艾地的實用主義。
該黨聲稱，1959年7月至1962年10月間，其黨員從150萬增加至200萬，而支持群眾則由780萬人，上升至1,100多萬人，更在幾年之後達到最高人數的2,000萬人。在制憲議會的選舉中，該黨贏得了16.47%的選票。1962年，蘇卡諾犧牲國會並將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在他所謂的「指導式民主」中，任命自己的內閣，並且賦予印共領導人艾地和魯克曼（Lukman）內閣部長的職位。
印共不僅活躍於政治選舉。1956至1957年間，印尼幾乎所有的荷蘭人企業都被工人佔領。這些佔領發生在群眾動員的高峰期，由蘇卡諾和印共領銜，旨在反對帝國主義列強持續在印尼經濟中扮演相當的角色。然而，印共眼睜睜看著正式被「國有化」的企業遭移交給軍隊控制：軍官被任命管理剛完成「國有化」的工廠，並且殘酷鎮壓工廠裡頭一切的工會行動。 印尼社會左、右兩極分化日益加深。在右翼，只有軍隊的份量與組織能與印共抗衡。印共的反對者與軍官們建立聯繫，這些軍官反對印共的政策，以及其組織民兵的建議。同時，正是因為與總統蘇卡諾結盟的策略，讓印共的角色備受險制。蘇卡諾在右翼與其軍隊支持者以及印共與群眾運動之間維持平衡。1920年代後期，蘇卡諾就開始採用納沙貢（NASAKOM）口號——即民族主義（Nasionalisme）、宗教（Agama）與共產主義（Komunisme）——示意在追求印尼民族主義的事業中，結合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教。在蘇卡諾的思想中，伊斯蘭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都臣屬於一個包容的民族主義運動之下。
雖然蘇卡諾持續宣稱「繼續印尼革命」，社會與經濟變革微乎其微。在蘇卡諾狂熱的反帝言論（特別針對荷蘭，英國與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與日常現實之間存在著隔閡，而日常現實助長了普遍大眾的危機感。沮喪的印共參與了一場尖銳的文化鬥爭，反對所謂「反動」或「反人民」的藝術家與作家，疏遠支持反印共勢力的知識份子。蘇卡諾的納沙貢意識形態與人氣，免於印共遭遇右翼的直接攻擊。
然而，只要黨的行動不再服從民族團結的政策，衝突就不可避免了。在1964年和1965年，印共無法忽視貧困農民的需求，開始在農村較為獨立地行事。1960年，「農業與收穫共享法」通過，這是一個頗為進步的土地改革法案，目的是消除大地主、分配土地給鄉村勞動者，並且在租戶和業主之間執行收穫分享。但是法案打從生效之際就成效不彰，因為保守政府官僚破壞了法律的執行。印共企圖通過所謂的「單邊行動」（Aksi Sepihak），即以群眾行動強制執行該法，結果導致激烈的兩極分化。他們失敗了，因為地方的地主，他們通常是與右翼政黨與正統穆斯林（santri）幫派有所關聯的伊斯蘭領袖，動員支持者，導致打到與零星的人員傷亡。1965年初，印共已經處於守勢。
印共視蘇卡諾為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但在與軍隊的衝突中，這位盟友的弱點就變得顯而易見。更有甚者，在面臨關於土地佔有問題的深刻分裂時，蘇卡諾緊張地呼籲「團結」，使用的是納沙貢口號：「避免國家分裂、停止過分激情與爭吵，在旗幟上寫上納沙貢。」但它恰恰加劇了農村地區的階級矛盾，使得繼續實行納沙貢政策變得不可能。軍隊控制大型國有企業，阻撓日益左傾的蘇卡諾企圖調控經濟。一如在土地改革的鬥爭中那樣，印尼左派發現軍隊阻礙進步的變革，但蘇卡諾無法扭轉局面。 自1957年底開始，印尼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一個不能完全歸咎于蘇卡諾政策的危機。全球進／出口產品的市場價格崩潰，這是一個他無法解決的危機。通貨膨脹率飆升：印尼盾的幣值按周下跌。因為錢不值錢，地主們保住自己財產的決心更加堅定。革命的支持者越來越沮喪，而對於他們的敵人來說，爆發革命的危機越來越大，因為蘇卡諾和他的支持者們不斷呼籲一場「革命」。蘇卡諾的革命言論與現實之間的對比越來越明顯。矛盾與經濟危機削弱他的權威，讓印共開始擔憂自己權力的侷限。 九三〇運動 1965年10月1日，大約淩晨3點15分，士兵登上卡車，前往國防部長納蘇蒂安（A.H, Nasution）、陸軍司令艾哈邁德·亞尼中將（Achmad Yani），以及亞尼5名下屬將軍的住所，包括：在首都雅加達的帕曼（S. Parman）、哈粵諾（Mas Tirtodarmo Haryono）、蘇帕普托（R. Suprapto）、西斯握米哈喬（Soetojo Siswomihardjo）與蓬甲坦（Donald Ishak Panjaitan）。一般認為這些將軍們支持右翼並敵視蘇卡諾。這些士兵屬於一個名為「九三〇運動」（September 30th Movement）的組織，該組織聲稱支援蘇卡諾。他們稍後會聲明其行動目標是 「逮捕」右翼將領，目的是防止他們發動反對蘇卡諾的政變。 不過，亞尼、哈粵諾和蓬甲坦在試圖避免被綁架的過程中，在其家中被打死。這一行動最重要的目標納蘇蒂安逃走了：在納蘇蒂安的副官回來之前，要綁架他的人在混亂之中射殺他五歲的女兒與一名警衛。 綁架者利用無線電廣播現身。第一次全國廣播電台上的廣播發生在上午7點15分，報告採用第三人稱的新聞播報形式。也許這是為了讓廣播聽起來更加令人寬慰，但也可能淪為眾多混亂的消息來源之一。報告中唯一宣布的名字是總統衛隊營長翁東（Untung）中校，他聲稱該運動希望阻止「將領委員會」（Dewan Jenderal）的「反革命政變」。雖然「九三〇運動」的參與者反對自己的上級軍官，但他們聲稱行動是出於對最高統帥、總統蘇卡諾的忠誠。 接到綁架的確實消息後，該運動的三位領導人——蘇帕托（M. A. Supardjo）準將、蘇基諾（Sukirno）上尉與班邦·蘇蓬諾（Bambang Supeno）少將，試圖聯繫宮殿中的總統。但蘇卡諾不在家。 如果蘇卡諾會見了他們，會發生什麼呢？逮捕他，就像發生了政變那樣？或者他們宣稱的忠誠是真摯的？歷史學家約翰·羅薩（John Roosa）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拿右翼軍官被「逮捕」的事實向蘇卡諾對質並尋求他的支持。在稍後的廣播中，該運動宣稱解散蘇卡諾政府，便可視為未能贏得蘇卡諾這位他們聲稱要捍衛的領袖支持的臨場反應。無論蘇卡諾對運動的感受為何，要他在政治上宣布支持流血綁架和至少三個全國最高將領被殺，這是極其困難的。 然而，運動在殺人之後已無退路，即便是革命的象徵（蘇卡諾）也轉身背棄他們了。 九三〇運動的運作被描述為「單邊改組」的嘗試。在六十年代初期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改組」意味以盟友與更有好的人選替代對印共有懷有敵意的領導人與政客。印共決定放棄推翻政府的戰略，轉而在國家體制內贏得權力後，「改組」成為它擴展其影響力的重要戰術。如果將九三〇運動理解為一次拙劣的「改組」企圖，將可以解釋事件引發的許多困惑：為什麼運動前進時獲得的軍方支持那麼少？為什麼花了那麼久的時間才正式宣布成立新政府？為什麼對蘇卡諾這位隨即宣布「解散」內閣的總統表示忠誠？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開始印共仍支持該運動，卻沒有認真動員大批支持者進行政變。黨通過其報紙《人民日報》（Harian Rakyat）上的一篇社論表達對運動的同情。翁東和他的同伴得到了一些來自印共下屬的運輸和通訊工會的協助，也得到了黨的青年組織「年輕人」（Pemuda Rakyat）的少數非武裝成員的幫助，但卻從未大規模動員支持政變。九三〇運動宣佈將「解散」政府並建立「革命力量」的新組織之後，在時任軍事情報和戰略後備指揮部（Kostrad，這是一支快速反應後備部隊）領導人、蘇哈托少將的命令下，右翼勢力迅速鎮壓該運動。叛亂士兵的人數稀少、組織組織紊亂並且缺乏群眾支援，因此無法與蘇哈托的部隊匹敵。
事件發生後，該運動、其行動以及任何它所宣稱的動機都消失了，一切都被軍隊的暴行與它歸咎于運動的動機給掩蓋了。蘇卡諾試圖淡化這場運動的意義，宣稱它只不過是「印尼革命海洋中的一點漣漪」，但是軍方決意讓10月初的一連串事件成為獨立以來最重大的歷史事件。
